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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我们应该给孩子最好的音乐、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电影

天使爸2019-05-20 12: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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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爸语

我们通常评判一个孩子的好坏,往往通过其在校的成绩,但这不代表他对人性理解的丰富程度,也不代表他有能力面对情感和伦理的种种问题。分数和人格的发展绝对是两回事,知识完全不等于智慧,也完全没有办法转换成智慧。


我们应该更多的给到孩子人文的教育,就如蒋勋老师在本文提到的要给孩子最好的音乐、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的电影。人文素养会让我们的孩子生活得更幸福,更好的充盈自我,更好的与同学和环境和谐共处。



我们应该给孩子最好的音乐、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电影

年轻人的价值观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做出很傻的事情,或者因为在感情上找不到出口,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甚至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些现象会使人怀疑,现代年轻人的价值观是不是出现问题?


我个人觉得,年轻人本身是无辜的。


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我们看到那些令人错愕的行为,是一个“果”,而真正需要探究,则是形成这个“果”的“因”。在长期唯考试导向的教育体制中,我们是允许学生升学科目得满分,在道德、人格、感情培养的部分,根本可以是零分。因此产生这些现象,错愕吗?我一点也不觉得。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在我那一个年代就开始发生。我们很少思考为什么要孩子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学,其实一点意义也没有。譬如我从事艺术工作,关心的是创作力,关心人性的美,我在不同的学校教过,从联考分数最低的学校到联考分数最高的学校。以我所教授的科系而言,我不觉得这些学校之间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你实际接触到学科分数低的学生,就会知道,他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准备考试,相反的,他花很多时间在了解人。譬如说看电影或者读小说,从中就有很多机会碰触到人性的问题。


可是专门会考试的学生呢?往往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一九九八年发生震惊社会的王水事件,一个女孩子因为和另一个女孩子与同一个男友交往,在慌张之际,就把化学方面的专长用出来,她调出了“王水”,犯下谋杀案。我们可以说,她的专业知识分数非常高,但她在道德跟情感处理上是零分。


她是坏或是残酷吗?我不觉得,她根本没有其它选择。平常她缺乏对人性的了解,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最后警方带她到现场时,她很茫然;她当然茫然,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这些个案是我们说的“好学生”所为,他们要进的科系和研究所,都是最难考的,他们从小就埋头在升学、考试里,忽略了其它。从很多年前我就很怕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一旦犯罪,对于“罪”的本质,完全不了解。


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要指责这样的事情,矛头应该是指向一个教育的架构,这个架构教育出一批批像这样非常奇怪的人。


从文学中寻找人生的解答


我自己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很苦闷。我相信凡人处在一个生理发育、转变的时期,就是他最敏感的时候。不只是身体开始变化,声音变粗,性征出现,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性。我想,中外古今所有的重要时刻,就在此时,也就是启蒙时刻。



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身体的苦闷,却无法解答。因为生理的苦闷引发我开始去思考人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动物还是人?我的精神在哪里?我的精神向往和肉体的欲望冲突得很严重。我不知道女孩子会不会这么严重,以男孩子来说,包括我和我的同伴,都是非常严重的,那是一种来自生理上奇怪的压力。


于是我很自然地就找上了文学。我在书店读文学,在文学里削减了许多欲望上的苦闷,并尝试去解答自己从何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什么,这些难以解答的课题。


因为这样,有一段时间,我原来很好的功课就耽误了,几次考试都非常糟。我因此被学校、被家里指责成一个坏孩子。我想,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是非常容易变坏的。幸好文学救了我,让我有足够的自信,不但没有变坏,并且在文学中得到很多关于人生课题的解答。


同一个时间,我的同伴一头钻进考试里。这些同学,今天我回头去看的时候,发现他们都过得不快乐。他们考上了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有些也出国留学回来了,但对于感情或是婚姻各方面发生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办法面对。对于人性和真正的自我,他们始终没有机会去碰触,因为考试不会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好学生、好孩子即使犯案,手法都是最笨的。他跑到PUB去,在电梯内抢劫,当场就被PUB里的人抓到。是悲剧吧!却令人难以同情。


这个社会一直在制造这样的一批“好学生”,他们本身也洋洋得意,因为一路走来是被捧得高高的“资优生”,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有问题。


我要呼吁的是,所谓的“明星学校”从来没有给你任何保障,知识分数越高的人,自己越要特别小心,因为你将来要面对的生活难题,都不在这些分数里面。


豢养考试机器的学校


这几年发生的资优生犯罪事件,正好说明了教育应该拿出来做最好的检查。为什么在这个教育系统中,连知识分子的自负都消失了?以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有些事是知识分子不屑做的,为什么这种士的自负在校园中式微了?我觉得,这是教育本质上的最大问题。


当然,这几年来,有很多人在做亡羊补牢的工作,开始注意到社区活动,开始注意到人文教育、艺术教育,但是我觉得做得不够。


我想强调的是,学校绝对不是训练一批考试机器的场域,这些孩子不能够这样被牺牲。有时,我真的觉得这些豢养考试机器的学校,就像养鸡场、养猪场,让人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们应该给孩子最好的音乐、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电影,让他在里面自然地熏陶。而这些,是不能考试的。


我曾帮朋友代课,带大学舞蹈系先修班的大一孩子。因为要代三个星期的课,我很想认识他们,所以请他们画自画像,然后准备两分钟的自我介绍。他们不是美术专业学生,当然自画像画得不是很好,我只是希望他们可以在镜子里看看自己。课后,好多学生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透过镜子好好看自己。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好好地在镜子里看过自己,他对自己是非常陌生的,而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


一九九八年的林口弑亲案,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和同伴联手杀害熟睡中的双亲,后来母亲醒来,向他们求饶,他的同伴不敢下手,因为同伴常常去他家,妈妈对他们很好,最后是这个孩子动手。


我想,他从来没有在镜子里面对自己吧!他自己的美或丑、他自己的残酷或温柔,他都不了解。所以当他做出这样的事时,可以无动于衷。人真的应该常常在镜子中面对自己,思考自己的可能性。


当我在课堂上,请学生做这个作业的时候,几乎有一半的学生最后都哭了。我才发现他们内在有一个这么寂寞的自己,是他们不敢面对的。原本限定两分钟的自我介绍,最后我们都停不下来。



还有一些学生完全不肯讲,上台以后,只看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一句话也不说。我当时也没有强迫他们讲。到了第三个礼拜,我私下和这一批学生吃饭,最后他们说了,我才知道这些不说话的孩子有这么多的问题。他们的父母、老师听过这些话吗?没有。在升学体制中,没有人给他们这样的管道。


学校的辅导室是空设的。要真正去发现他们,用艺术的方法引导他们,把他们内心的东西引出来才有意义。因为这些说不出口的话,积压到一定的程度,会出事情的,这令我非常担忧。


一切都在商品化


我们提到价值观,重点不在于年轻人的价值观,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当社会的整体价值观是“唯利是图”,年轻人的价值观也只会有一个字:利。


以电视节目来说,媒体关心的是有没有广告,会不会卖钱?这就会让孩子模仿到一切东西都是可以用“买卖”作为价值判断。社会在制造商品,人也变成商品,在商品化、消费化的鼓励中,就会产生对于戕害生命无动于衷的结局。


如果要检讨的话,就应该是做整体的、全盘的检讨,而不是在个体行为上。因为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每一个人都会在物化自己与他人的过程中成为受害者。其实,我们的社会对于人的商品化、物化,比欧美国家严重许多。你可以看到,政治在商品化,政治人物露面前要先经过商业化的包装,教育也在商品化,一切都在商品化,连宣传公益都要靠广告包装。


这个现象让人非常害怕,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并以实际行动做一些制衡的话,就只能被牵着鼻子走。我们无法期待打开报纸会看到什么好消息,照这样走下去,结局只会越来越严重。


物质消费成了共同价值观


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距今约两百年,而制衡的力量也在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一方面科技发展得很快,资本主义兴起,人们开始从农村往城市聚集,就在一座巨大的城市中,商品消费的观念形成。


面对大量的工人,工厂要付出大量的薪水,所以需要大量的生产。生产后,当然就要有大量的消费,如果没有消费,货卖不出去,就赚不到钱,养不起这么多工人,工厂就会倒闭。基本上,消费生产是个连锁机制,一开始不见得不好。


从一年生产出五百辆车子,到五千辆,然后是五万、五十万、五百万车子时,怎么办?只好靠广告竞争,刺激消费。于是消费和生产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而人也常常在不自觉中消费。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你为什么要买这件衣服?买这部车子?是需要,或是因为物质消费已经变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观?


知识人的风范


其实过去的知识分子是有一种叫做“风范”的东西,就是他们对于人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虽然现在讲起来简直就像在讲天宝遗事,这些老先生经历整个近代史这么一个大变迁时代,锻炼出一种知识分子很特殊的“风范”。风范听起来很抽象,我自己的观察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从小读古书,不管是中国的或是日本的,受到东方文明非常优秀的训练,使他们对于人性有一种道德上的相信。


我们读古书,如《庄子》、《老子》、《论语》、《中庸》、《孟子》,基本上都是在谈人的定位,很少是技术、知识上的东西。所以过去的知识分子在“人文”这个部分基础深厚。后来他们也开始读西方经典,读到十九世纪时一些人文主义很强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接着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社会革命,譬如说五四运动,或者中日战争,他们在这里面历练很多。所以当他们到台湾尘埃落定时,我想他们身上真的有一种成熟,是后代的知识分子无法超越的。战后稳定下来了,他们把对人的关怀转化成对教育的理想和热情,几乎是当成宗教一样的投入。我一九七六年从巴黎回来时,认识了俞大纲老师,他那时候在馆前路有一间办公室,每个礼拜三早上在那里读唐诗,读李商隐,读李贺。在座的一批人就是后来创办汉声杂志社的吴美云、黄永松,还有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吴素君、郑淑姬,雅音小集的郭小庄、我、奚淞。我们这批人在那边上课,不是为了考试,就是每个礼拜有一天去见俞老师觉得很快乐。


在那边,我常常会提出跟俞老师不一样的想法,别的人会觉得很不礼貌,可是俞老师跟我很好,我会觉得,其实他就是对人文的相信。所以在俞老师过世的葬礼上,我们这一批人特别会觉得身上有一种负担,我们要继承俞老师所构成的东西,就是文化,并且把它传承下去。



俞老师有一次跟我们跑到板桥,到庙里去看歌仔戏。过去我们会觉得俞老师成长自文人家庭,应该不会接触民间歌仔戏,结果歌仔戏一开始,老师就跟我们说歌仔戏的内容,我们吓一跳,问俞老师怎么都知道?他说,其实戏曲就是那么几个源流,歌仔戏、四川剧都是一样的源流,那就是所谓“文化的根本”,所以即使没有看过歌仔戏,他还是知道这个典故是出自《左传》。这就是说,你如果有办法把文化的根本弄好,后面很多东西就很顺利,但我们现在的做法却是相反,追求枝微末节的东西,反而把“本”失掉了。


亲近这位老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也让我今天不管怎么样,都会回头去读像十三经这样的古书籍,这些书里讲的都是很根本的、属于人性的东西。知识回不到人的本分,那就一定会出问题。


人文教育和“够了”哲学


然而,现在我们要传承这样的风范是比较艰难的。整个社会物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教育也越来越无能为力。很少人会有勇气去对抗这个制度,你怎么敢对一个高中生说:你不要考试,不要升学,你现在正是最敏感的年纪,应该去画画,去读小说。我也不会鼓励学生去对抗制度。虽然我自己是这么做的。


只是我也要诚实地说,这么做很危险,真的要非常小心。老师一定要是人师,教育本身就是对人的关心。当然,在体制内做最大的争取与改革,不能只靠老师,我想就算俞大纲先生在这个时代,他也会是很安静的。他是在一个非常优雅的文人家庭长大,他的哥哥俞大维、俞大绂都是一等一的院士。这种家庭真的不得了,就是因为家教严,国学基础好,又学习到非常好的西学,而能成就他们的风范。


俞大纲对我说,他爸爸妈妈喜欢看戏,经常带他一起看戏、讲戏,他就变成戏剧专家了。他的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从来不是拿着书本上课,所以你听他讲李商隐,一首一首讲,不需要看书,因为从小爸爸就是跟他一面吟诗,一面唱戏,把李商隐讲完了。


我想,一个好的人文教育,还是要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吧。


如果你的心被物质塞满了,最后对物质也不会有感觉。就好像一个吃得很饱的人,对食物不会感兴趣。当一个孩子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最后他会非常不快乐,这种痛苦是他的父母无法了解的。


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我觉得每一次重回巴黎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找回这么多人的自信。


譬如冰淇淋店的老板,卖没有牛奶的冰淇淋,几十年来店门前总是大排长龙。但他永远不会想多开几家分店。他好像有一种“够了”的感觉,那个“够了”是一个很难的哲学:我就是做这件事情,很开心,每一个吃到我冰淇淋的人也都很快乐,所以,够了。这种快乐是我一直希望学到的。


文章转自公众号《文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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