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配曲音乐交流组

中国现代音乐丨第五节: 歌(话)、舞剧、秧歌剧和电影音乐丨音乐学堂

陕北民歌2019-03-18 13:28:37

文 陈秉义


第五章:中国现代音乐

(1919——1949)


第五节:歌(话)、舞剧、秧歌剧和电影音乐


1、歌(话、舞台剧)、舞剧、秧歌剧音乐


歌剧是一种综合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并以歌唱为主的戏剧形式。我国的歌剧艺术在发展中借鉴了我国宋、元以来的戏曲形式和西洋歌剧之所长,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歌剧”,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在延安“秧歌剧”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像《白毛女》等一批歌剧作品,把中国歌剧音乐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国的歌剧创作,最早出现的是黎锦晖以儿童歌舞剧为主的一批作品。如《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月明之夜》、《小羊救母》、《小小画家》、《最后的胜利》和儿童歌舞表演曲——《好朋友来了》、《可怜的秋香》等;黎锦晖(1891--1967)字均荃,湖南湘谭人,我国现代作曲家。在读小学、中学时就曾广泛接触民间音乐,学习演奏民族乐器。1912年毕业于长沙高等师范学校,先后在北京和长沙等地任机关职员、报刊编辑、学校音乐教员等职。1916年参加北京大学音乐团活动。1920年至1927年在上海任职中华书局主编 《小朋友》周刊;创办中华歌舞专科学校。1928年组织“中华歌舞剧团”赴南洋进行商业性演出;1929年返沪后改称“明月歌舞剧社”,直到1936年。1940年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并被聘为中国音乐研究所通讯研究员。


黎锦晖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音乐教育,但在北大音乐团期间,他曾学习了西洋音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因致力于普及音乐教育工作和推广“国语”活动,把自己的热情和关注投入到了儿童歌舞音乐的创作活动中,并“确立了中国儿童歌舞剧和歌舞表演曲的新体裁、新乐风”(孙继南《黎锦晖评传》1页)。他创编的十几部儿童歌舞剧和24首儿童歌舞表演曲,大多都反映了“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由于这些歌舞剧的音乐大多选用了我国民歌和戏曲曲牌等进行改编,所以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词曲流畅等特点,很适合儿童演唱,被当时的中小学广泛地采用为音乐教材,曾在全国到处流传,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20年代后期,他所创作的具有商业性质的“家庭爱情歌曲”曾在中国社会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


黎锦晖的作品基本上是由自己编写脚本及歌词,他善于通过儿童的生活,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兴趣来选择题材、构思情节。例如,在《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作品中,他以“人格化”了的自然景物,向儿童诉说了大自然的美丽和小动物的可爱;在《月明之夜》里则通过“嫦娥下凡”的故事宣传了人间生活要比神仙世界更加幸福美好,从而反对了封建迷信;在《神仙妹妹》、《小羊救母》等作品里则表达了只要勇敢、机智、团结就可以以弱胜强的思想;在《小小画家》里则批判了封建的、反科学的教育制度,宣传了个性解放思想;而在《最后的胜利》这部作品中,作者则力图通过儿童歌舞剧这种艺术形式直接对北阀战争进行了歌颂。其处女作《麻雀与小孩》,竟发行到18版之多,可见当年流传的盛况。他的《可怜的秋香》、《小小画家》等作品,也都普遍流传在当时中小学生中,在对中小学生在思想品德上给以“美”的影响和培养儿童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教育作用,对当时中小学音乐教育有很大影响。


黎锦晖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曾有意识地吸取我国民间音乐的音调,包括各地的民歌、小调、戏曲、民间器乐曲牌等,所以其作品民族风格十分强烈。如在《麻雀与小孩》中,他引用了民间器乐的传统曲牌《大开门》、城市小调《苏武牧羊》和小曲曲牌《银绞丝》等,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在民间风靡一时和广泛流传原因之一。


《小小画家》是黎锦晖儿童歌舞剧中一部艺术很强的作品,作品通过描写一个喜欢绘画的儿童,由于母亲和老师强迫他死背经书,经常被打骂,最后被老师发现其才能,所长才得到发挥的故事,批判了旧的教育制度,宣传了个性解放思想,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喜爱。


在黎锦晖的儿童歌舞音乐中,思想性最强的作品要属1921年创编的儿童歌舞表演曲——《可怜的秋香》。这部作品采用类似两段体结构和叙事的方法,并把我国民间音乐中常见的“承递”和“重章叠句”等手法运用其中,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特别是借“太阳”、“月亮”、“星光”等来比喻和衬托秋香痛苦的幼年、少年和老年,形象鲜明,很符合少年儿童心理特点,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黎锦晖的音乐创作,他所留下来许多好的作品,至今仍不失其光彩,值得我们学习、总结和研究。他的儿童歌舞剧《神仙妹妹》中的《老虎叫门》、儿童歌舞表演曲《好朋友来了》等,直到全国解放后还在广大儿童中间流传并为儿童们所喜爱。


进入到30年代以后,我国有许多音乐家投入到歌剧创作的行列,出现了歌剧《洪波曲》(任光作曲)、《农村曲》(向隅等作曲)、《郑成功》(郑志声作曲)、《荆轲》(陈田鹤作曲)、《军民进行曲》(冼星海作曲)、《松梅风雨》(张肖虎作曲)、《面包》(沈醉了作曲)、《天鹅》(邱望湘作曲)、《上海之歌》(张昊作曲)、《秋子》(黄源洛作曲)、《大地之歌》(钱仁康作曲)、《观音》、《孟姜女》、《杨贵妃暮景》(均俄·阿隆·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 Aapoh 作曲)、《红梅阁》(沙梅作曲)、《白毛女》(马可、张鲁等作曲)、《赤叶河》(高介云、梁寒光等作曲)等。这些歌剧的音乐在吸收西洋歌剧特色来探索中国歌剧创作道路方面,在用歌剧这一艺术形式反映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和斗争等方面,在吸收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方面都作出了一定探索。特别是进入40年代以后,在延安秧歌剧创作道路和经验的基础上出现的《白毛女》、《赤叶河》、《刘胡兰》等歌剧,为我国歌剧艺术的真正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旅居我国的俄国犹太人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在中国歌剧的创作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曾创作了《观音》、《孟姜女》、《杨贵妃暮景》等歌剧,曾为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盘》谱写了歌舞剧。此外,他还创作了交响诗《北平胡同》和许多舞剧以及器乐曲等。由于他在侨居我国期间积极学习并研究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所以他的音乐作品大多以中国事物作为创作题材,是一位一生为中国民族音乐作出贡献的外国作曲家。他于1925年创作的歌剧《观音》可以说是用西洋的歌剧程式来探索中国歌剧最早的尝试,曾在北京和美国波特兰获得了演出的成功。


秧歌也叫“社火”,是流传在我国北方广大农村的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歌舞,在民间喜庆节日时演出,俗称“闹秧歌”。秧歌有“过街”、“大场”、“小场”之分。过街秧歌是秧歌队在街上行进时,其表演随着音乐的变化而作出一些简单舞蹈和队形变化;大场秧歌是在秧歌表演的开场和结束时表演的集体歌舞;小场秧歌则是在大场秧歌打开场子之后,表演者在表演场地中表演一些带有情节的歌舞和歌舞小戏,不同地区的秧歌有着各自不同风格。


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出现了一场规模很大,影响深远的群众性秧歌运动。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以延安为中心的秧歌运动有了很大提高和发展。1943年,以延安“鲁艺”为主在延安举行了盛大的“新秧歌”演出活动,在秧歌基础上加进了有具体人物形象,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中央领导的重视,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批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内容的“秧歌剧”。


“秧歌剧”短小精悍,主题鲜明,风格简朴,民族风格十分强烈,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现实生活,因此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对以《白毛女》为代表的中国新歌剧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比较有影响和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兄妹开荒》(安波)、《动员起来》(延安枣园文工团)、《减租会》(鲁艺文工团)、《牛永贵负伤》(周尔复、苏一平)、《刘顺清》(翟强编剧,张林移作曲)、《货郎担》(刘炽编曲)、《周子山》(水华、王大化等编剧,马可、时乐濛等编曲)、《夫妻识字》(马可)等。


《兄妹开荒》原名叫《王二小开荒》,后来以群众通称的《兄妹开荒》定名,内容反映了解放区人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是在秧歌运动中产生的第一部秧歌剧作品。音乐以纯朴的陕北民间音调作为基础发展而成,乡土气息浓厚,时代特点鲜明。


《夫妻识字》的音乐以“眉胡”曲调加以改编,而《减租会》则以“陕北道情”的曲调加以改编 ,这些曲调都是陕北群众所喜欢和熟悉的曲调,因此受到了陕北群众的喜爱。


《白毛女》是在1945年延安开展的“新秧歌运动”基础上创作的一部“新歌剧”,由“延安鲁艺文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等作曲。该剧根据晋察冀边区民间传说,描写河北某县杨各庄贫农杨白劳外出躲债,回家时被恶霸地主黄世仁逼死。其女儿喜儿被抢到黄家,喜儿的未婚夫大春痛打了地主狗腿子穆仁智后投奔了八路军。喜儿在地主家受尽了虐待,并被黄世仁奸污,黄世仁还要把她卖掉。在女佣人张二婶的帮助下,喜儿逃出魔窟在深山野林中苦熬了三年,头发也变白了。大春的部队开到杨各庄,喜儿被从深山中解救出来,与广大群众清算了黄世仁的罪恶。


歌剧的音乐采用了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民歌和戏曲曲调并加以改编和创作,成功地刻画了喜儿、杨白劳、大春等音乐形象,使我国的歌剧创作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其中的《北风吹》、《十里风雪一片白》、《扎红头绳》、《老天爷杀人不眨眼》、《太阳出来了》、《刀杀我,爷砍我》等唱段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部歌剧无论在艺术创造方面,还是在其思想性所取得的成就,对我国后来的歌剧创作所产生了巨大影响。


《赤叶河》是1948年由阮章竞编剧,高云阶、梁寒光、葛光锐作曲的另一部新歌剧,同年首演于河北石家庄市。该剧描写的是1938年秋,赤叶河畔农民王大富的儿子王禾子娶了燕燕后,全家三口人渴望能通过勤俭生产过上好日子。可是地主吕承书把全家人用血汗换来的粮食掠夺一空,又强奸了燕燕。禾子怒不可遏,搬起石头去砸吕承书,吕向禾子开枪射击,禾子无奈只得逃走。燕燕投河自尽,王大富沦为乞丐。1945年,八路军解放了赤叶河,禾子也经历了千辛万苦回到家乡与父亲团聚,并同广大农民一起清算了恶霸地主的罪恶。


《赤叶河》的音乐采用陕北民歌和说唱音乐作为创作素材,在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色彩,特别是剧中主人公燕燕的形象十分生动,如她唱的《燕燕下河洗衣裳》一曲,委婉抒情,生动地描写了燕燕纯朴善良的性格和她内心的忧郁。燕燕投河自杀前所唱的朗诵式音调感情起伏很大,一个贯穿主题作大幅度地变化发展,一环紧扣一环,把燕燕极度的悲痛心情推向了高潮。这部歌剧曾对我国的土地改革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这一时期出现的小歌剧——《过翻身年》(罗正、邓止怡)、《光荣灯》(张隶昌、陈紫等)、《火线爱民》(张锐、余苹等)也以其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博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


新歌剧的产生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新歌剧开创了中国歌剧的新格局和新程式,不仅在借鉴西洋歌剧之所长和继承我国传统戏曲程式方面作出了很有意义的探索,同时也在解决歌剧中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在继承我国传统音乐和使音乐主题自始至终贯穿发展,以及在音乐的戏剧性等方面所作出的探索值得我们进行总结和借鉴。不仅如此,新歌剧的出现,对后来中国歌剧的发展提供了成功经验。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话剧、舞台剧开始在中国艺术舞台上出现,许多剧目中重要段落和重要角色在这一时期多用歌曲来为剧情和角色服务,因此创作体裁和形式也是多样的,由于这些歌曲与剧情中的内容和景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比一般创作歌曲流传的广度和产生的影响更大。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歌曲有《湘累》(郭沫若的诗剧《湘累》插曲,陈啸空作曲)、《梅娘曲》、《告别南洋》、《春回来了》(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聂耳作曲)、《饥寒交迫之歌》(话剧《饥饿线》,聂耳作曲)、《码头工人歌》、《前进歌》(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聂耳作曲)、《茫茫的西伯利亚》(田汉的话剧《复活》,冼星海作曲)、《新编九一八小调》(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插曲,吕骥作曲)、《参加八路军》(活报剧《参加八路军》插曲,吕骥作曲)、《炸桥》(诗剧《岁寒曲》,舒模作曲)等。

《湘累》是陈啸空1924年为郭沫若的诗剧《湘累》中“娥皇、女英的哀歌”所谱写的插曲。作品的旋律“悲切”、“幽婉”、“像泪晶一样的莹澈”,巧妙地把典雅的音乐风格和富于浪漫主义激情的音乐语言巧妙地结合起来,恰切原诗的精神,作品的旋律也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因此在大革命时期深为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喜爱。


《梅娘曲》是聂耳1934年为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所写插曲中的一首。这首歌曲描写了南洋华侨富商的女儿梅娘见到自己的恋人高维汉在战斗中负伤而失去了记忆,想用自己的歌声唤起他的记忆时所唱。作品采用分节歌形式写成,但三段的结尾都根据歌词内容有所变化。曲调细腻委婉,如泣如诉,富有浪漫气息,特别是第三段结尾连续用了两个八分休止,哽噎呜咽,艺术效果十分强烈。


此外,聂耳于1934年为田汉的话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了四首歌曲——《码头工人歌》、《打砖歌》、《打桩歌》和《苦力歌》,星海为田汉的话剧《复活》创作的《茫茫的西伯利亚》,吕骥为活报剧《参加八路军》创作的《参加八路军》等都生动地配合了剧情,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在群众中传唱。


《日落西山》是张曙1937年为田汉的话剧《最后的胜利》而写的插曲,这首插曲在抗战抒情歌曲中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旋律清新优美,民族风格浓郁,抒发了抗日战士向往爱情,但更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怀。最后的“要打鬼子可就顾不了她”点出主题,表达了主人公不忘民族解放的责任心和坚持抗战的决心。


2、电影音乐


我国的有声电影音乐从30年代起步,在很短的时间里得到了很大发展。由于电影音乐能紧密配合剧中情节,所以传播速度快,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和欢迎。这一时期突出的电影音乐作品有黄自为影片《天伦》写的主题歌《天伦歌》、任光为影片《渔光曲》写的主题歌《渔光曲》、为影片《空谷幽兰》写的插曲《大地进行曲》、赵元任为影片《都市风光》写的主题歌《西洋镜歌》、聂耳为影片《大路》写的主题歌《大路歌》、插曲《开路先锋》、为影片《飞花村》写的主题歌《飞花歌》、为影片《桃李劫》写的主题歌《毕业歌》、为影片《新女性》写的主题歌《新女性》、为影片《风云儿女》写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插曲《铁蹄下的歌女》、为影片《逃亡》写的插曲《塞外村女》、贺绿汀为影片《十字街头》写的插曲《春天里》、冼星海为影片《夜半歌声》写的主题歌《夜半歌声》、为影片《青年进行曲》写的主题歌《青年进行曲》、为影片《壮志凌云》写的插曲《拉犁歌》、为影片《最后一滴血》写的插曲《江南三月》、陈歌辛为影片《渔家女》写的主题歌《渔家女》等。这些电影的主题歌或插曲在剧情中起到了很好的喧染和烘托作用。


这一时期的电影音乐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作曲家们的群体创作,有几部电影音乐或插曲是几位作曲家共同完成的。


《天伦歌》是黄自1936年为影片《天伦》写的“主题歌”,影片通过反映孤儿的痛苦生活,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以“服务牺牲”的精神来实现“大同博爱”的理想是不可能的,但主题歌那纯朴优美的曲调和真挚动人的感情,加上多段体的结构,使这首作品流传很广;

在现代中国电影音乐创作中,任光的电影音乐创作不仅是成功的,并且是独树一帜的。


任光(1900——1941),浙江嵊县人,我国现代作曲家。他生于一个石匠家庭,自幼便喜爱民间音乐。1917年中学毕业后,入上海震旦大学。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作过钢琴修理工人,同时学习作曲。1927年回国,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曾为中国“左翼戏剧联盟音乐小组”和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主要成员之一。1934年,为电影《渔光曲》所写的配音及主题歌一举成名,作品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同时也引起了中外进步文艺界的重视。随后又陆续创作了《抗敌歌》、《大地进行曲》、《月光光》、《王老五》等电影歌曲。抗战前夕,以“前发”为笔名,发表了著名救亡歌曲 《打回老家去》。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为歌剧《台儿庄》、《洪波曲》等配写了音乐。1939年春去新加坡等地,在侨胞中组织歌咏团体,宣传抗日救国。1940年春在重庆育才学校任教。同年 7月随叶挺将军到新四军军部作宣传工作,曾创作了《新四军东进曲》(又名《别了,皖南》)等歌曲。1941年1月中旬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


任光音乐创作的第一首成功作品就是1934年为影片《渔光曲》所写的主题歌《渔光曲》(安娥词),这首作品也因参加莫斯科展出获奖而驰名国内外。在这首作品里,任光用“ 内容的现实,节调的哀愁,曲调的组织化”和委婉、抒情的旋律表达了自己对劳动人民被剥削、受压迫真挚同情,刻画出一幅朴实动人的渔民生活景象,具有鲜明民族风格。这首作品也体现了他前期的创作特点——偏重于抒情、委婉,带有很强民歌风的特点。


我们还可以在《月光光》(安娥词)、《采菱歌》、《采莲歌》等作品中看到类似特点。他在后来为电影《空谷幽兰》所创作具有进行曲风格的《大地进行曲》则突破了委婉、抒情风格,而向着雄壮、坚毅的性格方向发展。


在现代中国电影音乐创作中,聂耳在电影音乐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中是杰出的,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最广泛的。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一作紫艺),云南玉溪人,我国现代著名作曲家。从1917年聂耳上学起,聂耳就显露出对音乐的兴趣和才能,学习演奏笛子、二胡、三弦及月琴等民族乐器。 1924年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 1926年至1927年间,初步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1927年毕业后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到驻扎在湖南的云南军队当“学生军”半年,后被遣散回到昆明继续学习,并自学了小提琴和钢琴等乐器。1930年 7月毕业后因参加革命活动,为躲避国民党的搜捕来到上海。1930年10月,聂耳在上海加入了反帝大同盟,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1931年 4月,考入了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在此期间,对黎锦晖的商业性音乐创作提出了善意地批评,并用“黑天使”笔名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论》,批评了黎锦晖所搞的那些萎蘼颓废的家庭歌舞是“香艳肉感的软功夫”,呼吁他“要向那群众深入”,不久,便离开了“明月歌舞剧社”。


1932年8月,聂耳赴北平,参加了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工作。同年11月,他回到上海,进入联华影片公司一厂担任剧务、场记等工作。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参加左翼音乐、戏剧、电影等活动,是“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等革命音乐组织的主要成员。1934年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后任音乐部副主任,组织和主持了百代国乐队。1935年,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因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决定派他去苏联学习,在途经日本期间,7月17日,因游泳不幸溺水逝世于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中,年仅23岁。


从1933年8月起聂耳发表第一首音乐作品起到1935年7月近两年时间里,聂耳共创作了37首歌曲。在民族危机关键时刻,聂耳积极投身到民族解放革命斗争,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音乐,开一代新创作乐风,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建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聂耳的音乐创作几乎全是为电影和话剧、舞台剧配乐,并且是一位多产、创作成功率极高的作曲家。他先后为 8部电影创作了20首歌曲,这些歌曲主要是群众歌曲和抒情歌曲。其中1934年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为影片《桃李劫》创作的《毕业歌》等以其进行曲的速度和坚毅、果敢的气魄鲜明地反映和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决心和热情。《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主导动机贯穿发展的手法,以引子中的大三和弦分解的号角式的音调作为全曲旋律发展的基础,带有呐喊的旋律造成了一种特有的紧迫感,尽管歌词用散文式的自由体写成,但聂耳还是创造性地把它谱成了一首传遍中国和世界的民族解放的革命战歌,这首歌在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以其巨大的号召力鼓舞着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正因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定为国歌,时至今日仍然激励着中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感染力。


《毕业歌》是聂耳1934年为电影《桃李劫》创作的主题歌。这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歌词是自由体新诗,音乐采用核心音调贯穿发展的多段体结构,情绪发展环环相扣,具有很强的概括力和号召力。在影片中出现在青年学生毕业前夕大家欢聚在一堂时唱出,影片结束时又一次唱出,表达了我国的青年学生在“九 .一八”事变后的爱国热情,为我国广大青年学生所喜爱,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聂耳的电影歌曲创作中,描写我国工人思想、感情、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也占有一定比重,如《大路歌》、《开路先锋》等不仅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痛苦生活,更对埋藏在他们内心中强烈愤怒和仇恨,以及他们迫切要求自由解放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力量做了生动地描绘,在他的笔下,“中国工人阶级已不再是一群消极的被压迫者,而是中国革命的先锋,是新社会的缔造者。”(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54页)


《大路歌》是聂耳1934年为电影《大路》写的主题歌。影片通过对筑路工人顶着严寒酷暑,冒着敌人的炮火修筑“自由大路”形象的描绘,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齐心要求抗战的愿望。单三部曲式结构加上“哼呀咳嗬”的衬词以及粗犷、刚劲的旋律,把我国工人阶级坚强意志和抗战到底的决心表达出来。


聂耳在电影歌曲创作中还创作了许多抒情性歌曲,如《铁蹄下的歌女》、《塞外村女》、《飞花歌》等。这些歌曲所反映的题材、内容,也是以当时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痛苦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感情。在《铁蹄下的歌女》中,聂耳以其深厚的阶级感情为一个被旧社会损害的、被人们所贱视的女性向全社会发出了沉痛控诉,整个歌曲音乐是悲痛、深情的,但又富有强烈的戏剧性。不仅如此,歌曲还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这个女性内心所蕴藏的崇高热情,是对在三座大山压迫下一个受尽生活折磨、善良的中国妇女的典型写照。


聂耳在《塞外村女》中用分节歌形式所强调的是一种比较朴素的民间风格,音乐的性格深情而含蓄,成功地刻画了一个普通贫苦农村的少女形象。


赵元任于1934年为影片《都市风光》创作的插曲《西洋镜歌》则是一首揭露旧上海十里洋场丑恶现实的歌曲,作品简练而诙谐,曲调采用民间的“看西洋镜调”改编发展而成,在当时的电影歌曲创作中别具一格。


冼星海1936年秋为电影《壮志凌云》所创作的《拉犁歌》,用沉郁的歌声描写了移居东北的农民以人力代替牲口拉犁时的情景。星海说这首歌是“用沉郁的歌声反映了农民被压迫的情绪,歌声是带着有前途的、向着光明、努力、忍耐去奋斗的情绪”。全曲用缓慢的速度和贯穿了附点以及切分的节奏,形象地描写了用人力拉犁时那沉重、艰辛的情绪。


《夜半歌声》是星海1936年为电影《夜半歌声》创作的主题歌,是30年代一首杰出的艺术歌曲。影片描写了青年艺术家宋丹萍与富豪之女李晓霞相爱,遭到李父的反对,并被李父雇人用硝镪水毁容。这段主题歌就是宋丹萍被毁容之后在夜深时思念李晓霞所唱的。全曲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运用忧郁的自然小调和悠长缓慢的节奏,表现了青年艺术家宋丹萍孤独、怅惘的心境;第二部分是抒情段,倾吐了主人公在痛苦中对心爱姑娘的怀念之情;第三段悲愤慷慨又柔肠寸断,呻吟般的歌声结束了全曲。


贺绿汀在这一时期也为《乡愁》、《十字街头》、《马路天使》、《都市风光》、《胜利进行曲》、《渔家女》等电影创作了一批很有影响的歌曲。其中的《神女》、《秋水伊人》、《春天里》、《四季歌》、《天涯歌女》、《西湖春晓》等旋律优美,体裁多样,特别是其中的一部分抒情歌曲,在广大群众中广泛流传。《天涯歌女》、《秋水伊人》、《四季歌》的创作风格对后来的通俗歌曲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之,我国现代电影音乐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发展速度却很惊人,这些电影音乐“成功地运用了几乎所有歌唱形式”(孙继南、周柱铨主编《中国音乐通史简编》318页 ),对电影的画面进行了恰如其氛地衬托和补充,在很好地配合电影剧情、塑造人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进行总结和借鉴。虽然这些电影音乐几乎全是以歌曲形式出现,在这些电影歌曲中,我国的音乐家辛勤耕耘,大胆创造,使许多歌曲通过这一传播媒介得以流传,这一外来的音乐形式不仅成为我国音乐构成因素,同时也是我国现代音乐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陈秉义,男,1952年6月18日生于辽宁省丹东市。教授,中国音乐史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辽宁高校摄影学会副会长,沈阳市摄影家协会理事,辽宁省学校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咨询决策委员会委员,原沈阳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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